揭示造紙術(shù)“西傳”路徑

 

　　據(jù)了解，這一批佛典由顧清先生斥巨資，從海外購藏了一批流失多年的藏文、梵文等古籍文獻。這批文獻約有1000余種，語言上包括藏文、梵文、巴利文等文字。研討會上發(fā)布的“梵語類文獻研究成果”便是基于其中近90部文獻的學術(shù)整理。

 

　　故宮博物院研究員王家鵬告訴小編：“作為民間收藏而言，這一批古文獻數(shù)量和質(zhì)量實屬不易，除了具有高度文物價值外，還在佛教文化，民族文化，藝術(shù)交流等多方面具有學術(shù)研究價值。另外，研究這批文獻對‘一帶一路’國家之間的文化交流也有貢獻。”

 

　　作為“梵語類文獻研究成果”作者之一，日本愛知學院大學文獻學博士周夏介紹說：“通過我國西藏地區(qū)的文本與尼泊爾文本的比較可以探知兩地文化傳承的異同與影響，對進一步研究我國不同地區(qū)的佛教傳播歷史有著很大的輔助作用。此外，文本末尾箋注的研究作為第一手資料可以直接了解制作人、制作時期的某些歷史信息。通過對天文、歷法內(nèi)容的文本的研讀也可以了解某些地域的科技文化的發(fā)達狀況。”

 

　　但解讀這批文獻，絕不僅局限于宗教研究。周夏還表示，中國造紙術(shù)的向南亞傳播的路徑也有了一定程度的證據(jù)。

 

　　“此前針對尼泊爾的造紙術(shù)源于中國還是印度，一直有爭議。例如對紙張的成分以及制作方法的分析可以從一定程度上考證我國造紙術(shù)的傳播狀況。”他表示，在16世紀初期印度，紙張的使用達到了一定程度的普及，作為書寫載體紙張代替了貝葉的主體地位。而尼泊爾的主要文獻載體從貝葉轉(zhuǎn)化為紙張的時期也可以被認定為17世紀，尼泊爾紙張受到的影響并不來源于印度而是我國西藏地區(qū)。這里從造紙技術(shù)以及原材料上就可以得到論證。相對于印度的抄紙法，尼泊爾所使用的是和我國西藏地區(qū)同樣的澆紙法。西藏制紙所用的原材料多為瑞香科狼毒草的莖以及根的內(nèi)皮，而尼泊爾制紙的原材料則是喜馬拉雅南麓多生的月桂樹。

 

　　另外，這一批文物內(nèi)容涉獵廣泛，涉及天文地理和風土人情。比如尼泊爾是一個非常重視祭祀儀式的國家，其國民會按照日歷定期進行大規(guī)模的祭祀活動。這些活動的內(nèi)容大都通過文字記載在文本上。梵典宮所藏文本有很大一部分是關于儀軌祭祀的內(nèi)容，這些對考察當?shù)氐纳鐣曀滓约吧钚螒B(tài)都有很大的參考價值。

      造紙的“西傳”路徑只能后人一點點探索，還需要更多人的探究，最后如果有任何紙張等求購需要，上紙引未來網(wǎ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