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已經無從知曉當初將二者結合的智者們姓甚名誰。但我們知道,他們是中國人,是我們的祖先。
著名學者白化文先生對書版曾有一比,“中國古籍,除了抄錄出的鈔本以外,全是發(fā)明印刷術的中國人應用刻本、活字本、木版水印本等印出來的,中國印刷術及其書版,應該說是中國乃至東亞等某些國家的印本書籍的母親”。
第五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將古籍版片納入常規(guī)申報,這不啻一個遲來的邀請,約我們就此踏上古籍尋祖探親之路。
雕版印刷,輝煌文明
溯文明之河而上,我們今天仍然在尋覓雕版印刷的源頭。考古發(fā)現、科學研究延伸著人們的視線,我們正在知道并期待還會更多地知道在中古發(fā)生的有關雕版印刷的事情。
由印章、墨拓石碑到雕版,再到活字版,在版料上雕刻圖文徑行印刷的技術這樣一路走來。這足印,是世界印刷術嬰兒期蹣跚學步留下的痕跡。
有關研究表明,大約在公元3世紀,我國就已經具備了規(guī)范的文字、成熟的雕刻技術、物質材料及圖文轉印術。這一切,無疑為雕版印刷的誕生鋪就了溫床。隋唐文化繁榮發(fā)展的社會需求,遂使雕版印刷術應運而生。
關于我國古代雕版印刷,主流的說法是其發(fā)端于唐,奠基于五代,興盛于兩宋,延袤于元明清,至民國而式微。
1966年在韓國發(fā)現雕版陀羅尼經,刻印于 704—751年之間,為現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
1907年英國人斯坦因攜走、現收藏在英國不列顛圖書館的唐咸通九年(868)王玠為二親敬造普施的《金剛經》,是現存最早的標有年代的雕版印刷品。其隨1900年敦煌藏經洞的發(fā)現而呈現于世,再現了千余年前中國唐代印刷術的精湛技藝與迷人風采。
9世紀時,中國雕版印刷的使用已相當普遍?!杜f唐書》上的一條記載,為人們提供了另一個視角:大和九年十二月,唐文宗下令各地,不得私自雕版印刷歷書。由此可以想見,當年民間刻印歷書的風行。否則,皇帝何以要親自采取整治行動。
五代時期,不僅民間盛行刻書,官府也大規(guī)??逃∪寮視W院筇泼髯陂L興三年(932)起,到后周廣順三年(953),前后22年刻印了九經、《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各兩部。
宋代雕版印刷更加發(fā)達,技術臻于完善,尤以浙江的杭州、福建的建陽、四川的成都刻印質量為高。宋太祖開寶四年(971),張從信在成都雕刻全部《大藏經》,費22年,計1076部,5048卷,版片達13萬塊之多,是早期印刷史上最大的一部書。
元、明、清三代從事刻書的不僅有各級官府,還有書院、書坊和私人。所刻書籍,遍及經、史、子、集四部。
在中國雕版印刷光輝燦爛的歷史中,彩色套印技術呈現的瑰麗,讓任何文字描述都黯然失色。北宋初年,四川就流行用朱墨兩色套印的紙幣。14世紀時元代中興路(今湖北江陵)用朱墨兩色刊印的《金剛經注》,是現存最早的套色印本。到16世紀末,套色印刷廣泛流行。明代萬歷年間的凌、閔兩家都是擅長套色印刷術的名家,清代套色印刷技術又得到進一步提高。這種套色技術與版畫技術相結合,便產生出光輝燦爛的套色版畫。明末《十竹齋書畫譜》和《十竹齋箋譜》都是古版畫的藝術珍品。
現在我們仍然可以親眼目睹的榮寶齋木版水印技藝,是雕版印刷王冠上的珍珠。源于雕版印刷的這一技藝,運用極精確的表現手法,畢肖原作,幾可亂真。榮寶齋制作的木版水印畫中最著名的要數五代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復制過程歷時8年,雕刻木版1667塊,套印6000多次,使用了與原畫完全相同的材料和珍貴顏料。榮寶齋曾流傳一段佳話:上世紀50年代,榮寶齋的經理把著名畫家齊白石請到店中,在他面前掛出兩幅《墨蝦》,告知其中只有一幅是他的真跡。老人端詳了許久,最終搖著頭說:“這個……我真看不出來。”
雕版印刷術是珍貴的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印刷術古老的技術源頭。它為人類的文化傳播和文明交流提供了最便捷的手段,中華民族因它的饋贈,擁有了浩如煙海的古代典籍。
雕版印刷的歷史,讓每一個中國人自豪之情澎湃。隨著人類認識自身能力的進步,我們對中華民族歷史上為人類作出的貢獻有更多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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